8月26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时指出，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任务，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，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，一件一件来，久久为功，做出更大成绩。
作为“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”，三星堆继1986年两个“祭祀坑”发掘诸多珍贵文物以来，时隔30多年后，再次惊艳世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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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余健坦言，从2019年新的祭祀坑发现后，要在如此短时间内完成考古发掘、保护清理等工作，并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中进行展示，背后依靠的是日渐壮大的人才队伍与科技支撑。
余健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采访表示，从最初仅有2名文物修复师到如今近30人的团队，从一开始钳类、锤类等相对落后的工具到现在的方舱考古、3D打印等高科技手段……近年来，三星堆软硬件建设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但仍存在一些难题和薄弱环节。
地方条例“护航”
“沉睡数千年，一醒惊天下。”三星堆是我国西南地区迄今所知规模最大、延续时间最长、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先秦时期遗址，遗址内的古城面积约3.6平方公里，盛极于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中晚期。
近日，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《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》颁布施行两周年集中采访活动，记者随采访团一行走进三星堆博物馆新馆。据了解，新馆共展出陶器、青铜器、玉石器、金器、象牙（含象牙雕刻）等各类文物共1500余件（套），有近600件文物为初次展出，其中包括6座新发现祭祀坑出土的300多件珍品。
2021年三星堆三号新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面具。图片来源：每经记者 程晓玲 摄
除了“上新”的器物，新一轮考古发掘备受关注的还有各种“硬核科技”，比如：能够检测出来自3000多年前丝绸痕迹的丝素蛋白快速检测试剂盒，通过三维扫描和3D打印进行研究性复原的青铜重器，利用裸眼立体新媒体技术还原的考古方舱……
余健介绍，三星堆遗址正在进行的考古工作，是“建设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考古学”的生动实践。而这背后少不了数十年积累起来的人才和科技力量。
“2004年，我刚到三星堆博物馆工作时，我们只有一间40多平米的小修复室、2名修复人员，整体工具也比较落后。现在，我们人才队伍已有近30人，并且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化、专业结构也更加多样化。”19年来，这位“80后”副馆长不仅先后参与修复了包括青铜神树在内的3000多件文物，也见证了三星堆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。
人才队伍建设，亦离不开法治护航。2021年，《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的正式实施，让三星堆遗址保护步入法治轨道。其中明确提出，“建立健全人才培养、使用、评价和激励机制，加强考古、研究、保护修复、陈列展览、宣传教育、文化创意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”。
“《条例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，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。”余健表示，在贯彻落实《条例》及各方支持下，三星堆积累和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，这也为文物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。
难题仍待破解
余健告诉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，尽管近两年新进人员越来越多了，但仍有难题和薄弱环节。比如，在学术带头人、多层次学科发展上还有欠缺，在国家级科研课题方面还比较薄弱。
“目前博物馆共有30多人，但搞学术研究的人员只有十多个，仅占比50%左右。”余健给出的这组数据，也从侧面反映出三星堆对学术型人才、尤其是高层次学术人才的迫切需求。
事实上，这不只是三星堆面临的难题。
此前有调研显示，我国不可移动的文物76.7万处，国有的可移动文物1.08亿件，但是全行业的从业人员只有17.57万人。不仅17.57万从业人员捉襟见肘，文物修复人才断层等问题也普遍存在。
在余健看来，“人才培养需要一个过程”，同时也希望借助各方力量参与到三星堆的保护与发展。
据了解，《条例》第三十条提出：“鼓励并支持高等学校、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等开展三星堆遗址相关的科学研究。鼓励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。”
这也是三星堆努力的方向。余健介绍，2019年成立的三星堆研究院，正是争取和更多科研院校共同开展研究的阵地。2021年8月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与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、上海大学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签订协议，联合推动科研攻关。
“三星堆是一张文化名片，更是推动四川发展的重要契机。”参与并见证了《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》出台的全国人大代表、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刘忠，已连续两年为三星堆文物保护和利用发声。他曾提出建议：支持三星堆遗址、金沙遗址联合“申遗”，持续推动三星堆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、创新性发展。
每日经济新闻
